随着全球气候治理和碳中和进程进入主流和快车道，碳排放权正在成为世界范围的重要资源。

全国碳市场自2021年7月16日正式启动上线交易以来，已然成为我国气候变化政策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全球低碳转型以及我国“双碳”目标的推进下，银行信贷资产在经历低碳和脱碳转型，金融机构纷纷试水碳账户。

近日，澳门太阳集团6138生态金融研究中心副主任蓝虹接受21世纪经济报道专访，针对碳金融与碳市场等话题进行深入探讨。

“银行碳账户的工作，首先就是要核算贷款项目的碳排放情况。但另一方面的问题在于企业是否愿意公开其碳排放信息。”蓝虹说，我国目前的碳信息披露政策更多以鼓励性政策为主，碳信息获取的难度较大。目前信息披露做得最好的是中国央行的碳减排支持工具，通过贷款利率优惠引导和强制要求申请该项贷款的企业公开碳信息。

蓝虹认为，碳金融和气候投融资是互相配合的。从广义上来说，碳金融就是气候投融资的一部分。因为广义的碳金融，还包括为碳减排和碳适应项目融资。

此外，就近日欧盟碳边境调节机制（CBAM）对中国的影响，蓝虹也进行了解读。她表示，中国企业不仅需要建立碳账户，还要及早走上减碳、低碳之路。中国企业现在开始就应该改变工艺流程，尽快创新低碳技术，提高出口产品的国际竞争力。

银行试水建立企业和个人碳账户

今年以来，上海首部绿色金融法规《上海市浦东新区绿色金融发展若干规定》中，也明确提出探索建立企业和个人碳账户。

金融机构在碳账户方面有哪些尝试？蓝虹介绍，目前金融机构有两类碳账户的尝试，一类是银行广义的企业碳账户，包括银行自身与碳相关的业务，例如碳汇抵质押等；另一类则是专门给储蓄客户开发的用于储户个人碳交易的碳账户。这两种碳账户的设立，对于银行来说，都兼具公益性和营利性。

如何理解广义碳账户对银行的意义，蓝虹从两个角度作出说明。首先，从银行广义的碳账户来说，这体现了银行主动选择低碳转型，同时做到规避气候转型风险。随着绿色低碳产业的培育和兴起，传统高碳行业受挤出效应影响会面临业务缩减甚至停滞，进而可能给银行带来呆账坏账。

从风险规避的角度来说，银行业务具有趋利避害的本质。一方面银行可以通过碳账户了解自身的信贷资产状况，及时有效的进行低碳置换。另一方面银行能够利用碳账户判断未来的投资的碳排放情况，通过信贷审核精确地识别各类项目中更具有稳定经济价值的部分，准确地投向低碳项目，并规避高碳设备和技术的投入。

从拓展业务的角度来说。碳账户能帮助银行更好的管理碳业务。一方面，企业可以用核证过的碳汇或者碳信用去银行做抵质押，但是如果企业无力还款，这笔碳汇就将作为抵质押物归银行所有，进入银行碳账户。银行就需要参与到碳交易。

从银行为储户建立的碳账户角度，这是银行为广大储户构建的碳普惠交易平台。目前，例如建设银行、中信银行等，都推出了碳普惠机制，比如个人可以通过银行结算获得碳基金或碳积分，并和信用卡业务互联互通；银行还可以和企业联手，开发更多的碳普惠业务。

中国央行推出的碳减排支持工具被视为绿色金融领域强有力的政策工具，今年以来，碳减排量和投资项目信息均在网上公开。据21世纪经济报道统计，目前15家全国性金融机构公布了自身碳减排贷款情况。

蓝虹表示，这其实也说明多家银行能够很好解决碳排放的核算问题。但是也说明，随着碳减排项目增加，以及银行从风险和业务管理两方面的考虑，未来对于碳核算人才的需求会越来越多，银行相关人才储备不足，确实会成为银行开展碳业务的很大瓶颈。

蓝虹介绍，碳核算有各种公开的方法学，对于银行业来说，目前运用最广的是来自银保监会的《绿色信贷项目节能减排量测算指引》中碳信贷测算方法学。

“银行碳账户的工作，首先就是要核算贷款项目的碳排放情况，但另一方面的问题在于企业是否愿意公开其碳排放信息。”蓝虹解释，我国目前的碳信息披露政策更多以鼓励性政策为主，碳信息获取的难度较大。目前信息披露做得最好的是中国央行的碳减排支持工具，通过贷款利率优惠引导和强制要求申请该项贷款的企业公开碳信息。

对于企业来说，要申请绿色贷款，就必须完成碳信息的核算和披露；对于银行来说，则需要做好核证人员的人才队伍建设，做好对企业碳核算的专业核证工作。

将减碳社会价值转化为项目收益

我国碳市场建设自2011年开始先从地方试点起步，为2021年启动全国碳市场积累经验。

在今年7月15日举行的一周年总结活动上，上海环境能源交易所董事长赖晓明表示，目前全国碳市场总体运行平稳，交易价格稳中有升，与启动当日相比价格涨幅20%左右。但整体交易活跃度不够，从时间分布上来看，交易较多集中在企业履约的前两个月，占整体交易量的90%左右，正在积极筹备纳入其他重点排放行业。

“碳市场是一个体系，分为强制性减排市场、自愿性减排市场和碳普惠交易市场，这些不同的碳交易市场，可以满足不同的市场需求，最终可以形成合适的碳定价机制。”关于碳市场，蓝虹认为，强制性碳排放权交易市场，主要满足的是大型碳排放源的减排交易需求，自愿碳减排交易市场可以满足强制性减排市场覆盖不到的减排区域的碳交易需求，而碳普惠交易则是让千家万户都进入碳交易市场，从而引导消费领域的碳减排。

蓝虹认为，目前全国强制性减排市场虽然只覆盖了电力行业，但自愿减排市场的加入可以将更多行业纳入进来，弥补强制减排市场覆盖领域的不足。

“减碳的生态价值资本化和途径越来越多，是目前自愿减排碳市场的一个整体趋势。”蓝虹归纳了自愿减排碳市场的主要种类：

一是大型的自愿减排碳市场，例如CCER、国际黄金标准在中国的运用等。

二是地方开发的自愿减排碳市场，如贵州的单株林业碳汇，福建、海南开发的海洋蓝色碳汇。

三是企业建立的各种碳交易市场。

蓝虹补充，还有广东、北京等地正在运行的碳普惠交易市场，行业建立的碳积分交易市场，如国际新能源汽车实行碳积分交易等。

“碳市场最大的作用是碳定价，碳价把减排贡献回归到金融的本质。”蓝虹向记者表示，以郑州地热能供暖项目为例，相比传统燃料煤炭、天然气等，地热能供暖基本可以做到零碳排放，但同时，作为一项新兴技术，地热项目成本很高，市场价格并不占优势，所以目前更多还是用于公共建筑中。

如何把碳减排项目产生的社会价值转化成项目收益？“利用黄金标准对地热项目的碳减排量进行核证，然后进入各交易所挂牌交易，通过碳交易可以做到在不增加项目成本的情况下，实现项目的收益。有了正收益率，绿色信贷等金融支持也能跟上了。”蓝虹表示。

据蓝虹介绍，2021年，郑州市地热供热系统引入了基于地热能的空间供热系统，实现郑州市一系列新建住宅建筑的冬季供热，取代了传统的燃煤锅炉供热，该项目可为88.13万平方米的新建住宅楼提供地热，总供热负荷为440.65兆瓦，减排信用额将使用地热能而不是燃烧化石燃料进行空间供暖。该项目获得黄金标准认证，减排计入期为5年，经认证的二氧化碳减排量为243.53万吨，价值达到折合人民币8342.12万元。

碳金融和气候投融资互相配合

碳市场主要以碳排放量作为交易指标，解决气候问题需要控制碳排放。

据21世纪经济报道了解，到2030年实现碳达峰，气候投融资至少要扩大到目前的两到三倍，才能基本满足相应的减排需求。

蓝虹认为，“总的来说，气候投融资是绿色金融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当下绿色金融的重点。碳交易市场的推进则是气候投融资的一部分，是气候投融资的有力手段。”

要减少气候变化，需要气候减缓和适应两类项目，但两类项目都存在投入成本高、投资收益低的外部性问题。目前气候投融资每年的资金需求约为139万亿元左右，仅靠财政支持远远不够，同时传统金融存在对投资回报高项目追逐特点，无法对气候减缓或者气候适应项目提供很好的融资支持，因此必须利用绿色金融来扩大投资。

在蓝虹看来，绿色金融推进气候投融资主要体现为两方面。

首先，是运用金融手段降低融资成本。比如，碳减排支持工具、绿色信贷等货币政策，包括清洁煤技术等结构性工具，能够大幅降低绿色项目的贷款成本，提高气候投融资项目的市场竞争性。

其次，是通过碳金融增加气候投融资项目的收益。比如，特斯拉公司开发新能源汽车，属于气候减缓类项目。特斯拉2020年才首次实现全年盈利，但其盈利的主要来源不是汽车销售，而是交易碳积分。也就是说，特斯拉通过碳交易的方式，增加了原先不具成本优势的新能源汽车项目的内部收益，最终实现总利润的扭亏为盈。绿色项目有了盈利，又可以吸引更多的金融投资。特斯拉的碳积分交易，也是碳交易市场体系的一种。

蓝虹举例介绍，2016年，北京公交集团按照国家核证自愿减排量(CCER)项目管理办法，开发了“北京液化天然气(LNG)公共交通项目”，3155辆传统公交车替换传统柴油车减少的二氧化碳排放量达12.5万吨，经审定成为核证减排量，这12.5万吨减排量已成功卖出，为北京公交集团增加了约300万元收入。

“所以，碳金融和气候投融资是互相配合的。从广义上来说，碳金融就是气候投融资的一部分。因为广义的碳金融，还包括为碳减排和碳适应项目融资”。蓝虹说。

减排标准需要市场检验和认可

近日，各类碳管理体系团体标准频出，为各类组织开展碳管理活动提出了规范要求。不同的团体标准对碳市场又有何影响？

“对于碳交易市场来说，建立标准的目的在于融资和实现碳定价。” 蓝虹表示，在国际碳市场，特别是自愿减排市场中有各种各样的标准，但是最终在市场中可以形成稳定定价的，就是代表这种标准已经经受住了市场的检验和认可。自愿碳减排市场，除了作为强制性减排市场抵消和补充的那部分碳信用，例如CCER，真正进入自愿减排市场交易的各类碳交易产品，遵守的是市场的自由选择原则。因为市场上有各种碳减排的需求，从而产生了各种供给。

无论是CCER还是黄金标准等，对林业碳汇的开发，都有规模要求，一般需要至少是一万亩以上才能获得赢利。但是，那么多小规模林业减碳也有生态价值资本化的需求，一些地方政府或者机构就推出了针对小型林业的碳汇核算方法学，并通过交易平台的构建，为这些小型林业的减碳环保收益转化为货币收益提供平台，既激励了小规模林业的培育开发，又增加了农户收益，帮助实现乡村振兴。例如，贵州开发的林业单株碳汇交易平台。

蓝虹认为，作为强制性减排市场的重要补充，CCER实际上是一种有政府权威和公信力来保证的特殊自愿减排标准。但除此以外，交易所、地方甚至企业也可以制定其他自愿减排标准，覆盖CCER、黄金标准等大规模减排标准难以覆盖领域，作为这些大规模自愿减排标准的补充，但必须经受市场的检验。

“在碳交易市场中，政府建立的强制性减排市场，无论是我国还是欧盟，都是占主体的。但在强制性减排市场难以覆盖到的减排领域，自愿减排市场发挥着重要作用。市场上的需求和供给是多样化的，自愿减排市场里的标准，也应该允许多样化的。”蓝虹说。

蓝虹举例说，比如贵州实行了单株碳汇精准扶贫项目，将每棵树产生的碳汇在单株碳汇交易平台上去挂牌出售，相当于构建了一个小型的自愿碳减排交易平台，既吸引了有减碳意识或小额碳汇需求的企业机构、个人来购买，又鼓励了当地农民贫困户种树创收，推进扶贫工作，改善当地气候生态环境问题。

“因为减排主体和减排需求的多样性，我们应该允许更多的自愿减排市场标准和方法学的开发，以满足各种购买方主体的多样化需求，从而最大化地将减排环境效益资本化，最大化地聚合各类资金投入到各种减排行动中。”蓝虹表示，但是关键在于标准是否能经受得起市场的检验，也就是企业机构是否认可且愿意使用这些标准进行碳排放的核证，购买者是否认可该标准下的碳核证并愿意来交易。各类标准要在市场中被检验，是否可以真正帮助实现减碳生态价值的资本化。

企业应对欧洲碳关税需尽早布局

中国碳市场启动一年，还处于起步阶段，作为全球规模最大的碳市场，未来的建设进程中仍需破除诸多拦路虎。就近日欧盟CBAM，又称碳关税，对中国的影响，蓝虹也进行了解读。

“欧盟碳关税的推行，对于我国出口欧盟市场的商品和产业来说是个严峻的挑战。”蓝虹表示。

首先，CBAM对进口商品碳排放量超出欧盟基准值的部分征收费用，而且是由欧盟当地的进口商全部支付。进口商必然要求出口企业提供明确的碳排放信息，所以我国的出口企业必须要建立起自己的碳账户，核算和明晰出口商品的碳排放量。

其次，就影响而言，一方面，欧盟进口商为高碳产品所付出的关税成本，最后一定会转嫁给出口企业，那么可能导致出口商品的市场价格被动提高，失去国际市场竞争力。另一方面，进口商面对世界各国的商品，会选择碳排放更小、综合成本更低的产品。如果我国产品碳排放量过高，会大幅降低进口商对我国商品的需求。

“所以，对于中国企业来说，不仅需要建立碳账户的问题，还要及早走上减碳、低碳之路。”蓝虹表示，“中国企业现在开始就应该改变工艺流程，尽快创新低碳技术，提高出口产品的国际竞争力。”

原文链接：https://m.eeo.com.cn/2022/0729/545830.shtml

原文刊于经济观察网